贪腐细节披露!副部长刚下会场就上酒桌,肆无忌惮******
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 9日晚间,电视专题片《永远吹冲锋号》播出第三集,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、副部长李金早,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,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等人的贪腐细节被首次披露。
落马老虎被指“衙内腐败”
全国两会刚一闭幕,直奔五星级酒店吃喝
李金早2014年10月任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,2018年3月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、副部长。2020年7月,官方宣布李金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接受审查调查。
2021年1月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,李金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他被指搞迷信活动,家风败坏,生活腐化,伙同家人收钱敛财。
9日的专题片披露,2014年,李金早调任原国家旅游局局长、党组书记;机构改革之后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、副部长。李金早感到这是仕途最后一站了,开始利用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敛财,并为儿子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、人脉等各种帮助。
专题片介绍,李金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儿子四处化缘,然后老板给钱,打到儿子的公司,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投资,“衙内腐败”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此外,专题片还介绍了李金早大量接受宴请的问题。专题片披露,2020年全国“两会”刚一闭幕,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。刚下会场,就上酒桌,堪称肆无忌惮。
李金早参加的饭局,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私人会所,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。从2018年下半年,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期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,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商人老板的宴请。
2022年4月,法院一审公开宣判,李金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,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
专题片中,李金早忏悔称,本来组织上给了自己一个机会,但是自己当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。“就像是一个医生提醒病人一样,你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该注意,眼睛开始发红了,或者是鼻子开始有什么问题了,但是病人觉得这没什么,使得这个病菌逐渐在积聚,最后到质变了,等你发生大的时候就已经是‘癌症晚期’了,这是忠告,也是我血的教训。”
县官为“留名”大搞面子工程
纯铜打造“文曲星”雕像被熔掉回收
9日的专题片还披露了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好大喜功,大搞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的问题。
2016年,袁守旺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后,提出了修建中国进士文化园的计划,还要求要达到“中国之最、世界一流”,“百年不淘汰,十年不落后”。
当时,吉水县存在诸多民生问题,2017年才完成所有贫困村脱贫摘帽,当年财政收入仅10个亿,而在袁守旺“一言堂”之下,进士园项目于2017年10月动工,项目最初计划投资3个多亿,然而兴建过程中又不断超出预算,最终总投资高达6.8个亿。
2020年9月开园后,由于要买门票,本地百姓很多都一次没进去过。而来吉水的外地游客又不多,门票收入远远低于日常维护管理费用,常年亏损,广受诟病。
专题片还披露,起初园里规划有一座以“文曲星”为主题的巨型雕塑,做好后才发现,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传承文化、发展旅游、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,对雕塑尺寸有明确的上限规定,纯铜打造的“文曲星”因超标只能躺在仓库里无法使用,最终被熔掉回收,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浪费,已经建好的巨大雕像底座至今空置在园区里。
据介绍,光建成的雕塑底座打造已经花了2700多万,上面的雕塑也花了2700多万。
除了大搞形象工程,专题片披露,袁守旺担任县委书记后表示需要避免“闲杂人等”打扰,要求在自己办公室和楼道之间加装了一道铁门,门外设了值班岗,要见他必须先通报。
专题片介绍,有些老百姓想反映一些情况,想见书记,包括一些干部想见袁守旺都很难,都要通过这种接待人员通报,批准之后才能见到他。
江西省纪委监委从袁守旺的作风问题查起,随后发现他还存在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办事,非法收受4000多万元财物的行为。2021年9月,袁守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。2022年5月,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守旺有期徒刑十二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。
南京市委原书记倒房细节披露
超低价买入,倒手卖出获利数百万元
9日播出的专题片,还有介绍了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的贪腐案例。
张敬华长期在江苏工作,曾任徐州市委副书记、市长,镇江市委书记,江苏省政府秘书长,江苏省副省长,江苏省委常委、南京市委书记,2021年12月接受审查调查。他的问题,始自贪图小便宜、始自同学圈朋友圈,呈现由风变腐、风腐一体的特征。
例如,既想当大官、又想发大财,这样的心态,在张敬华处理家庭房产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鲜明。
专题片介绍,他到南京任职后,短短几年里频繁买房卖房、倒房换房,先后涉及四处房产,每一套都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手段获利颇丰。他先是动用职务影响力,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玄武公馆买下了一套房产;不久后,他又看中了斯亚花园的一处面积更大、位置更好的房产,授意相关部门找开发商“沟通”,提出希望对方低价出让,更为匪夷所思的是,他还提出希望直接用玄武公馆的房子来“置换”。
开发商顾忌张敬华的职务身份,同意了这桩显然不公平的“置换”。张敬华实际相当于少付购房款近三百万,拿下了斯亚花园的房产。
“首先人家不愿意卖,是一个强买的过程,买了以后又要低价,低价了以后还不够,还要置换,钱他都不愿意掏,我拿现有房子跟你换。”纪检工作人员介绍。
山河水则是南京一处温泉别墅区,张敬华认为颇具升值空间,于是买来投资。他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“优惠”;另一方面,买房资金则是找关系密切的老板来出。房屋升值后,张敬华再以高价卖出,一买一卖又获利数百万元,继而再将卖房所得投入海珀星晖花园购买了两套房产,进行新一轮投资。
专题片称,张敬华一直以学经济的专业干部自居,遗憾的是,他却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,而是沉迷于算计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。
经查,张敬华累计收受财物数千万元。2022年5月,张敬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,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
“从一个农村少年走到省级领导岗位,没有组织培养是完全不可能的,还是一句话,是自己的错,是我自己的错误,对不起组织,也对不起家人。”张敬华忏悔称。(完)
东西问 | 孙向晨:现代世界如何走向“天下一家”?******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:现代世界如何走向“天下一家”? ——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“家”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,包涵着独特的思想资源,甚至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范式。 近年来,“家”重新被知识界关注,“家哲学”被评为2021年度“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”之一。在文化厚厚的包裹中,“家”的深处究竟与西方哲学中的“家”有何不同?“家”能否在普遍化、去语境化的论述中成为普遍的哲学论题?中新社“东西问”日前就此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教授。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 中新社记者:您近年来致力于对家进行哲学挖掘,能否介绍一下,何为哲学意义上的家? 孙向晨:“家”是人们特别踊跃讨论的话题,也是非常复杂的论题,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,“反家非孝”成为社会主流,比较典型的是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、鲁迅《狂人日记》中提到的“礼教吃人”等。除了这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,陈独秀、胡适、傅斯年、顾颉刚等也在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家文化进行了批判。家,在我们的语境中承载了太多个人、民族与历史的沉重记忆。 必须认识到,“家”在中国或者汉语思想传统中,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,如不清晰区分开来,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。因此,需正本清源,一要区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统与家的哲学意味;二要区分家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地位与“家”对于人类而言的生存论地位。 任何一个文明都关注“不朽”的问题。古文明埃及会借助木乃伊来直观表达生命的不朽,基督教借助上帝,佛教则借助灵魂的轮回。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对“不朽”的理解,主要是通过“生生不息”来实现。 “生生不息”可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信仰。比如,在故事“愚公移山”中,愚公与智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愚公的时间世界如天地般广袤长远,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”,而智叟的时间世界只局限在这一生一世。基于对“世代”的关注与信心,中国人会对生命之间的延续给予特别关注,对于世代之间的情感最为看重,古代称之为“亲亲”,《中庸》中说“仁者,人也,亲亲为大”。 观众参观徐悲鸿的作品《愚公移山图》。泱波 摄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情爱(Eros)、友爱(Philia)以及基督教里神对于人的圣爱(Agape)都有许多论述,唯独对于亲亲之爱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讲得很少。而中国人在亲亲之爱中还发展出一种中国的根基性的德性“孝”。“孝”字上面是“老”,下面是“子”,意味着不同世代之间的结合,通过“父慈子孝”并由此发展“家”的哲学。 西方的爱从爱情开始,中国人更注重“爱由亲始”。前者注重个体,因此海德格尔讲人是“向死的存在”;中国人则揭示出面对未来世代的存在向度,重视生命之间的延续性,如民间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之说。比如,“教”与“学”两个汉字都与“子”有关,也都与世代传承相关,因此把“师”与“父”联系在一起,将老师与“天地君亲”放在同一序列中敬拜。通过挖掘“家”的哲学意义,有助于在世代延续性中理解生命。 湖北孝感第一人民医院“战疫”夫妻祝茂松、秦维芳的“全家福”。晏美华 摄中新社记者:“家”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何种地位? 孙向晨:“家”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,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。 纵向上,向上“慎终追远”,向下“生生不已”,“家”成为联通上下世代的枢纽。横向上,中国人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看上去“修身”是修齐治平的基础,其实修的是对父母的孝顺、对子女的慈爱、夫妻的义顺,“修身”并非纯粹个体性修炼,而是在家庭关系性中的一种修炼。所以“家”才是修齐治平的核心,国家是大的家,天下则是“四海一家”。 中新社记者:从文明论的高度思考“家”,“家”为何在中华文明中被格外重视? 孙向晨:其实,古希腊也讲“家”,但城邦兴起后,对“家”的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;基督教也讲“家”,圣父圣子圣母,都是以“家”为喻体的,但神圣化了的“家”却掩盖了现实中真实的“家”;在中国,则以“家”为本位,自觉地以家的基本特点来理解世界。 与其他文明相比,中华文明既不依靠希腊式诸神、基督教式位格神,也不依靠佛教的六道轮回,而是通过“家”,这一基本的生存环节,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。 中华文化基于“家”发展出伦理体系,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,最后通过“推恩”达到泛爱天下,即所谓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,形成一种道德化世界。此外,“家”对中国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性寄托,因而注重“慎终追远”,也强调落叶归根。 103岁李宝英在已是古稀之年的儿媳妇的陪伴下剥油茶果。赵春亮 摄中新社记者:您认为人对“家”的思念无处不在,“家”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哲学基础,对全人类意义几何? 孙向晨:我在柏林讲中国哲学时,特别强调了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的哲学出发点,德国学生可以理解,甚至感同身受,只是西方文化并未发展出这样一种体系化、系统化的家文化。“家”在汉语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壤与地基。近年来,我试图在此基础上,提炼出更加理性化、更具普遍性的“家哲学”,挖掘其对全人类的哲学贡献。 就现代社会而言,“家哲学”应成为医治现代性疾病的良药。现代世界中,人在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社会等意义上都是独立的个体,这当然具有进步意义,肯定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。而在传统社会,个体很难独立生存,需倚靠更大的共同体。在古希腊,人是城邦的动物;在天主教,人倚靠于教会;在印度,人是村社的动物;在中国,人是家庭的动物。只有在现代社会,个体才可能独立存在。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,使人对整体的依赖度降低。 另一方面,人的生存依然是社会性的,在汉字中“人”字虽只有两笔,但表达了相互扶持;“仁者人也”,“仁,亲也。从人,从二”,则表达了两人间的亲切关系。人在理智生活上可以是独立的,在情感上则对彼此有着深深的依恋。就后者而言,现代社会给予的支撑非常不足,所谓的存在主义问题就出现了,人的荒谬感、漂浮感、虚无感都爆发出来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强个体概念,一旦没有上帝作为内在支撑,亦即尼采所言“上帝死了”之后,“个体”就处于一种漂浮状态。“家哲学”由“亲亲”而“亲切”,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关系性的、扶助性的,基本趋向是把人从远处拉近,形成一个温暖世界。 与希腊特别强调理性相比,“家”更强调情感,强调成员间的相互关联。“家”作为一种文明论范畴,其奠基的世界更有家园的温暖,而非茫然大地的荒芜。 广西南宁学童展示书写的“人”字。俞靖 摄中新社记者:如何通过阐发“天下一家”的理念,破除文明冲突论? 孙向晨:人和动物不一样,不是靠本能生活,而是生活在“三观”之中,具有世界观、人生观与价值观。西方文化传统中有非常进步的方面,但也存在种种弱点乃至弊端。比如,按照霍布斯理论,人在自然状态下即是“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”,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理解和界定为相互冲突、争斗、排斥。像个体层面一样,在理解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上,民族国家也处于相互争斗关系中。康德讲永久和平,其前提也是国家间相互争斗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,同样复制了霍布斯的冲突逻辑。 从个体冲突、民族国家冲突到文明间的冲突,其基本逻辑一样,都源于追求自我权力。根本在于其哲学模式是个体主义式的,即我与他者互为陌生。 “家”的哲学从“亲亲”开始,注重相互之间的关联,但又强调“不同”,维特根斯坦从中发展出“家族相似”理论来破解西方的本质主义,而中国文化传统的“和而不同”进一步概括了“家”的这种理想状态。在这种“家哲学”的框架下,每个个体都可以不一样,但因为“亲亲”而归于“和”,并不一定就指向冲突。从家哲学中的“亲亲之爱”发展出“泛爱天下”的仁爱精神,可建立起对共同体、对国家关系的新理解,也就是“天下一家”的理念。 “家哲学”旨在把他人拉近,强调“亲如兄弟”,形成一种共同感与家庭氛围,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“天下一家”的相互关系,后者在哲学上转变了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,可提供一套新的哲学体系,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天下观,从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从健康的“家”文化,提炼出普遍意义,在现代世界尤为重要。(完) 受访者简介: 孙向晨,复旦大学教授、哲学学院院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;入选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社科领军人才(2020年)、上海市领军人才(2019年)。曾在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巴黎高师、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、访问教授。牵头或参与的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(2018年)、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(2014年)。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哲学研究》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,多项著作、论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《双重本体: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》《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“个体”》两篇文章分别入选2015、2017年“上海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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